【专家视点】姜大源：论高职扩招给职业教育带来的大变局与新占位

面对波谲云诡的世界所出现的日益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 以及国内经济转型阵痛所凸显的严峻挑战, 2018年以来, 国家至少四次提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应对之策, 并将“稳就业”列为“六稳”之首。在此基础上, 近两年国家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稳就业的政策。特别是对稳就业做出了重大的不可替代贡献的职业教育, 被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如果说,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宏图大略, 是中国职业教育继续前行的任务书的话, 那么, 《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今年高职院校扩招100万学生的浓墨重彩, 则吹响了中国职业教育大步前行的进军号。2019年3月27日李克强总理在考察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时再次提出:“希望学校不光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 还要通过完善考试招生办法, 多招收一些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和农民工。”

　　扩招百万, 给高职院校提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源量化指标;而扩招对象, 又给高职院校提出了一个明明白白的生源结构频谱。与传统的只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同, 扩招数量与扩招对象的“双增量”, 可谓前所未有。对此, 高职院校必须有观变沉机的应对, 必须有高瞻远瞩的谋划, 必须有言能践行的措施。

　　这次扩招是国家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不断加强和改善以就业为底线的宏观调控手段, 并视稳就业为重中之重的一项前瞻性战略决策。基于此, 高职院校必须以更高的站位, 跳出传统的教育思维定式, 做出“脱胎换骨”的改变。而这一“脱胎换骨”的变化, 关键又在于高职院校的教育思想与办学理念, 是否能因此而出现革故纳新的变局?职业教育又是否已意识到, 扩招是新时期国家对职业教育的一种赋能?是否也因此表明, 职业教育在国家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 已获得了更上层楼的占位呢?

　　对此, 需要破题的是:其一, 职业教育大变局的内涵是什么?是否能对类型教育的本质有更深刻的认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 如何从普通教育的办学模式向类型教育的办学模式转变?其二, 职业教育新占位的本质是什么?是否能对就业优先政策有更深刻的认识?就业首次与财政、货币成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三大工具, 使得职业教育从民生领域“置顶”于宏观政策领域的变化, 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又如何进一步将自身的功能与国家和历史的重任紧密连接呢?

　　揆情度理, 审时度势, 人们会发现, 扩招百万并非权宜之计, 而是一个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发展趋势后深邃思考的结果。稳就业作为一种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时通过社会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的工具, 也就使得职业教育必将扮演到中流击水、奋楫前进的角色。对此, 职业教育, 尤其是高职院校需要做出更加迅速的反应, 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 取得更加扎实的效果。

　　变化是全方位的。但变化并不遥远, 变化就在眼前。在务虚的观念发生变化之后, 最需要的是要把握实质的变化, 顺应发展的潮流, 如此才能获得高效的破题之举。

　　扩招百万, 对高职院校来说, 意味着必须跳出传统的办学定式, 清醒认识促进就业是致力于人力资源供给的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在终身教育平台上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 敏锐地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变局做出反应, 培养与之适配的亟须的职业人才。基于此, 必须准确地把握扩招引发的职业教育大变局。这一大变局主要涵盖三个方面:生源之变、教学之变与建制之变。

　　扩招百万, 生源又在哪里?在多数高职院校近年来面临生源之困, 陷入所谓“生源危机”之时, 如果高职院校还只是停留在传统的面向应届毕业生, 特别是通过高考来获得生源的定势思维的话, 问题就难以破解。

　　针对具体变化需要缜密思考的是:

　　其一, 应届生源是个定数, 是有限的。对应届生源的扩招旨在对新增劳动力, 即人力资本增量的升级。所谓应届生源, 即应届高中毕业生。若这是指高中阶段的毕业生的话, 就包括普通高中毕业生, 大约每年为800万, 以及中职毕业生, 每年大约500万, 总计约1 300万。扩招要特别关注的是应届生源中的普通高中毕业生, 应大力鼓励其更多地报考近年来半年后就业率超过90%、远高于普通高校的高职院校。还要特别关注对中职毕业生扩招的“度”。就业率十年来始终稳定在95%的中职毕业生, 是未来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年轻的技术工人的主力, 是中国实体经济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德国、瑞士及日本的经验都表明, 技能的精湛需要更多的年轻人较早地接受专门训练, 只有这样日后才能更多地造就高技能人才。所以在扩招时要避免出现因中级技术工人缺失而减缓甚至影响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情况。扩招后不直接升入高职院校的应届中职毕业生, 是国家经济建设亟须的青年技术工人后备军, 并且从终身教育维度来看, 还是潜在的、具有丰富的职业经历和职业经验的未来的高职生源, 是大国工匠的预备队。这正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第八条提出建立国家学分银行以及可追溯、可查询、可转换的学生个人学习档案的原因。

　　其二, 社会生源数量更大, 更为广阔。对社会生源的扩招旨在对现有劳动力, 即人力资本存量的优化。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全国有农民工约2.88亿, 退役军人约0.57亿, 下岗职工每年约0.1亿, 三者相加约3.5亿人。此外还有残疾人约0.85亿, 四者相加约4.4亿, 占全国14亿人口的1/3。其中大多数人都接受过初中阶段教育。倘若其中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人数即使只有5%, 也将高达2 200万人。这里不能将数量庞大的社会生源视为二流、三流的生源。实际上, 与从校门到校门的应届生源不同, 社会生源所具有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实践智慧, 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 效果会更好, 更能将企业需求与个性需求加以融合, 更有利于其成长为高技能人才。尤其是, 在社会生源中有很多人, 曾经历过高考“失利”或“失学”的挫折, 因而对国家给予的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会更加珍惜, 学习的动机和目的也将更强。

　　还需指出的是, 在4.4亿人口中约有70%左右, 即约3亿人的文化程度为初中和初中以下。若聚焦于14～35岁的青年人, 则初中及以下文化者约占60%。特别是在我国现有1亿多制造业从业人员中, 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员近6 000万。因此, 有专家认为, 扩招政策落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点, 是如何把握中职人群和高职人群的培养比例以及生源。“如果不能避免学历追求趋向、不能扭转很多人不愿从事专业技能工作的思维, 就依旧解决不了蓝领人才的缺失问题。”这意味着, 在高职扩招的同时, 中职也可将更多初中或初中以下的人群作为社会生源纳入扩招范围, 这将使得高中阶段普职比大体相当的要求, 其统计口径可由应届生源扩展至社会生源, 因而具有更大的张力或调控空间, 能确保经济发展必需的技术工人的基本规模。为此,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就明确指出:中职学校要“积极招收初高中毕业未升学学生、退役军人、退役运动员、下岗职工、返乡农民工等接受中等职业教育。”

　　基于此,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鲜明地指出:“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 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至此, 扩招由单一的应届生源延展至多元的社会生源, 意味着招生由单一的应届生源向多元的应届生源与社会生源并举的生源之变, 将使得生源不再危机。

　　扩招生源之中, 非应届生源所占比例将增大。如何进行教学?与学业成绩相当、出生年龄相近、社会经历简单的应届生源不同, 社会生源的类型多样:这里有经历过从相对落后的农村到比较发达的城市打工艰苦生活磨炼的农民工, 这里有经历过从曾拥有稳定收入到因技术进步导致结构性失业易产生巨大心理落差的下岗职工, 这里有经历过从纪律严明的军旅生活锤炼到复原退役到地方需要重新谋职的军人, 这里还会有经历过人生不幸甚至失去生活信心到重拾自我而自食其力的残疾人士。特别是, 社会生源中结婚有家庭有儿女的人会占相当大比例。由于社会经历各异、家庭背景不同、学业参差不齐, 这就导致了传统的针对单一性应届生源的教学模式, 向多样性社会生源的教学模式的转变, 因而需要对教学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与创新。

　　针对具体变化需要遵循的原则是:

　　第一, 专业建设的针对性原则:从泛在到定制。对社会生源招生的专业, 要根据社会生源的个体以及群体的相关经历和特点, 更多地在面向区域经济或行业企业亟须并且就业前景良好的领域里开设相关专业。

　　第二, 课程开发的应用性原则:从存储到应用。对社会生源开设的课程, 要更多地从基于知识存储为主的学科课程, 向基于知识应用为主的行动课程, 特别是向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项目、任务或模块课程转变。

　　第三, 教学组织的多样性原则:从单一到多元。对社会生源组建的班级形式, 需要考虑社会生源是与应届生源混合编班, 还是单独编班;对社会生源这个群体本身, 既可按照生源的类别组建教学班, 还可按照生源的年龄段来组建。

　　第四, 教学方法的适用性原则:从抽象到具象。教学过程的实施要更多地由教师主动、学生被动的陈述性知识的传授方式, 向学生主动、教师随动的过程性知识的习得方式转变, 要更多地强调行动导向的教学方法的运用。

　　第五, 教学评价的广域性原则:从定域到广域。针对社会生源的教学评价方法、方式、主体、标准等, 应从共性囿于学校的评价走向个性基于校企合作的评价——形成性和常模评价的方法、第三方或企业评价的主体、“技能+知识”和1+X学历与证书转换的标准更为适合。

　　基于此,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 要“按照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要求”开展教学。由此, 扩招由单一的应届生源延展至多元的社会生源, 意味着要由针对应届生源的同进度教学模式, 转向针对社会生源的差异化的教学模式, 即由刚性走向弹性的教学之变。

　　扩招百万生源, 并非权宜之计。一方面, 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定位是一以贯之的: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 是一种将社会经济发展与个体生涯发展有机融合的教育。另一方面, 职业教育从民生领域走向宏观政策领域, 成为应对世界百年之大变局中保持国家稳定、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之举。在高达4.4亿的农民工、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和残疾人群中, 若其中历届高中生即使只占5%, 也将高达2 200万人。倘若年招百万, 也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历史任务。学校管理如何应对?需要考虑从面向应届生源、学习年限固定、从校门到校门的学校建制, 亦即目标确定的学校机构设置, 向面向应届和社会生源并重、学习年限灵活、适应“学习—就业—再学习—再就业”目标的柔性的学校建制转变。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针对具体变化需要采取的措施是:

　　第一, 重构的学校机构, 从共性延伸至个性。要由普教学校的部门设置向职教特色的学校部门设置转变, 扩招是否只是单招或培训任务的扩充, 是否只是继续教育学院的任务, 是否应建立与产业、行业、企业以及社区、工会、妇联或青年组织合作的定向招生机构?需要破题。

　　第二, 开放的资源配置, 从校内延伸至校外。扩招后的教学设施以及校舍, 是挖潜、改建或扩建、新建;只是定界于传统的校园内考虑, 还是可采取租赁校外民宅民宿, 抑或是通过校企合作、校校合作实现共建共享的方式, 或者还可以采取居家走读形式?需要有可行性措施。

　　第三, 长效的学籍管理, 从终结延伸至终身。扩招后, 是否要考虑:如何从传统的基于应届生源三年学制的终结性的学籍管理, 向基于学分银行和学生学习档案——有利于学生接受再教育的, 可追溯、可查询、可转换的终身性的学籍管理转变?对此需要有创新性的长远谋划。

　　第四, 多样的学制组合:从单制延伸至多制。传统的成人教育采取半日制、周日制、晚间制、插班制, 可能导致学习碎片化, 不利于提高教育质量。扩招后如何从单一的学年全日制学习向多元“分段全日制”, 亦即以连续几个月为板块的分段全日制学习转变?需要有应对方案。

　　基于此,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改革高职院校办学体制, 提高办学质量。”《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也指出, “建立健全学校设置、师资队伍、教学教材、信息化建设、安全设施等办学标准。”由此, 扩招由应届生源延展至社会生源, 意味着需要由囿于围城的封闭建制, 向跳出学校走向社会的开放建制转变, 实现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建制之变。

　　扩招百万, 对职业教育来说, 意味着必须跳出传统的普通教育领域, 清醒认识就业置顶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工具之时, 也就使得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同步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教育手段, 提升并强化了职业教育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基于此, 要敏锐地意识到因扩招而被推升的职业教育新占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扩招使职业教育成为服务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教育举措、助力国家社会治理的关键教育资源、提升国家人力资本的主旨教育类型。

       1、职业教育成为服务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教育举措

　　扩招突显职业教育已经从一个民生的教育领域, 上升为国策的致力于国家经济领域调控的教育举措。《政府工作报告》在“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这一部分而不是在传统的教育部分提出, 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发力, 必须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要求高职今年扩招100万人, 同时还要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 000亿元, 用于1 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

　　这意味着, 国家首次把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调控政策层面, 显示就业问题已被置于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宏观调控, 亦称国家干预, 是各级政府, 特别是中央政府对经济总体管理的职能, 是国家对社会经济总体发展实施的调节与控制。宏观调控的过程是国家依据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规律, 运用调节手段和调节机制,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为微观经济运行提供良性的宏观环境, 使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和均衡发展的过程。历来国家对经济发展采取的宏观调控手段, 主要是财政和货币, 而现今就业也成为调控手段之一, 甚至将其摆在首要位置。这表明, 就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我国今后在制定和调整宏观政策时, 就业指标的重要性、优先性将更加凸显。就业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 而且就业政策也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 从而实现了目标与手段的统一。

　　由此, 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确保就业优先政策能贯彻落实呢?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第八部分的第一部分提出教育优先, 在第八部分的第二部分提出就业优先, 横跨两个优先的教育类型只有职业教育。这意味着, 就业以及就业政策置顶为宏观调控手段, 就不仅要聚焦如何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 而且还要未雨绸缪, 着眼于将来。基于此, 旨在培养能够满足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所需高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 也就随之置顶。《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高职扩招100万人、职业培训1 500万人次这两项涉及就业和提高劳动者就业素质的重大决策昭示, 职业教育已成为服务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首要教育举措。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它充分表明, 职业教育对保障就业稳定的贡献度得到认可。职业教育在国家实施的宏观调控的组合拳中, 已上升至更加中心的位置。毕业生高就业率的职业教育, 其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不可或缺。无疑, 职业教育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 成为一种国家可以通过适度的教育规模的拓展来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手段。

       2、职业教育成为助力国家社会稳定治理的关键教育资源

　　扩招突显职业教育已经从一个定界的教育活动, 上升为跨界的致力于国家社会稳定治理的教育资源。《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既要有效缓解因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经济下行导致的就业这一社会问题, 也要找到有效解决劳动市场结构性供需矛盾的办法。为此, 既要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又要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 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

　　这意味着, 国家再次把教育扩招政策视为宏观的社会治理政策, 扩招已被推送至构建稳定的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高度, 彰显职业教育成为国家社会治理的资源。社会治理, 指特定的治理主体对社会实施的管理, 目的在于获得理想的社会和经济秩序。这是一个通过系列的政策、措施和制度来管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进程, 是国家在开发经济和社会资源的过程中对其综合配置的方式, 会形成一种限制或激励个人和组织的规则、制度及实践的框架。国家历来采取的社会治理手段, 是通过化解矛盾, 提供和创新公共服务的资源供求或配置来保证社会公平的。社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 特别是在深化改革时期,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这是矛盾普遍性规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实映射。但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安定有序的环境, 为此需要对社会利益的格局予以适度调整, 以达到惠及人民的目的。

　　由此, 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确保社会治理的手段能行之有效呢?1999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 国家曾将高校扩招作为应对经济社会挑战的政策工具。当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中美贸易战, 我国经济正进行深层次结构性改革, 由此导致较大范围的失业不可避免。基于此, 将高职扩招作为稳定和扩大就业、对产业升级所需劳动力结构进行调整的规制性政策工具, 也就呼之而出。但是传统的应届生源已无力支撑高职扩招。《政府工作报告》遂在扩招对象上将农民工、下岗工人、退役军人等非传统生源视为此次扩招的重要目标生源。社会生源作为新的教育资源, 通过扩招得以合理配置, 已达到确保教育公平的社会治理目的事实明示, 职业教育已成为助力国家社会稳定治理所需的关键教育资源。

　　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表征, 它充分表明, 职业教育对保障社会稳定的贡献度得到认可。职业教育在完善国家社会治理的组合拳中, 已上升至更加突出的位置。生源具有高度张力的职业教育, 其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不可缺失。无疑, 职业教育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 成为一种国家可以通过及时的教育资源的调配来实现社会稳定治理的政策工具。

       3、职业教育成为提升国家人力资本质量的主旨教育类型

　　扩招突显职业教育已经从一个封闭的教育层次, 上升为开放的致力于国家人力资本提升的教育类型。《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扩招既有利于缓解当前就业压力, 又是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为此, 要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要“让更多有志青年在创造社会财富中实现人生价值”;让“人人皆可成才”;“让三百六十行人才荟萃、繁星璀璨”。

　　这意味着, 国家已将职业教育视为对人力资本的最重要的投资。扩招清晰表明, 国家提升人力资本既需要培养精英、升级增量, 更需要培养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一线劳动者, 并优化存量。人力资本, 是附着于人体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 (健康) 等质量因素之和, 其基本观点:一是在经济增长中, 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二是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 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 而社会一般人力资本与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主要靠教育, 前者通过学校教育、后者通过实践学习获得, 与经济联系最紧密的职业教育, 是对占总劳动人口绝大多数的一线劳动者——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投资,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可替代。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投资日益增加。2016年职业教育总投入为4 051亿元, 比2012年增加731亿元, 增长了22%, 年均增长率5.5%。

　　由此, 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确保人力资本的投入能卓有成效呢?按照卢卡斯人力资本模型, 学校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具有“内部效应”, 益于个性发展;通过实践学习形成的人力资本具有外部效应, 益于企业发展。若将“实践中学习”的思想融于学校教育之中, 就能更快地形成专业化人力资本并使其增值。基于此, 通过“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逐步实现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我国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的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职业院校已成为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成长摇篮的事实, 突现职业教育已成为国家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的主旨教育类型。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它充分表明, 职业教育对人力智力支撑的贡献度得到认可。职业教育已在提升国家人力资本的组合拳中, 上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社会初显高认可度的职业教育, 其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不可替代。无疑, 职业教育与生涯发展休戚相关, 成为一种国家可以通过主旨的教育类型的供给来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的对策方略。

　　高职扩招百万, 一石激起千层浪。扩招昭示职业教育的大变局和新占位, 为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创新筑实了更大更高的平台, 实践急切地呼唤着扩招配套的考试招生政策的尽快落地夯实。

　　“明者因时而变, 知者随事而制”。

　　跨界的职业教育需要整合的思考, 整合的职业教育需要重构的设计。借助于高职扩招的机遇, 一个更加开放、更有活力、更富潜质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 将屹立于神州大地、世界东方。